谜语的文体流变及其与诗的关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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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先秦隐语在后世演变为谜语和灯谜,这三者属于同一文体发展的不同阶段,但通常情况下,此类文体又可统称为隐语或谜语。谜语与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,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:首先,藁砧体、风人体和离合诗三类杂体诗均具有谜语的意味。其次,从文体功能上看,诗谜属于谜语,但却具备诗的形式和美感,隐物的诗谜与咏物诗更是有诸多相通之处。再次,谜语还可以采用诗句作为谜面或谜底,这分别被称作诗句谜和诗底谜。最后,谜语和诗在理论批评方面也有许多相似性,诗学与谜学有着内在关联。

一、 从隐语、谜语到灯谜

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中文体论的次序是先文后笔,“文”即韵文,共分《明诗》、《乐府》、《论赋》、《颂赞》、《祝盟》、《铭箴》、《诔碑》、《哀吊》、《杂文》、《谐讔》十篇。“讔”为韵文文体的最后一类。《文心雕龙》认为:“讔者,隐也。遁辞以隐意,谲譬以指事也。”[1]“讔”又称“隐”,后世常称作“隐语”。隐语意味着某种特殊的话语方式,申说事物但并不明言,而是以隐晦之言暗指,让听者自行揣摩领会。先秦时期,隐语曾广泛应用于社会政治生活领域。《韩非子·难三》载:

人有设桓公隐者,曰:“一难,二难,三难,何也?”桓公不能射,以告管仲。管仲对曰:“一难也,近优而远士。二难也,去其国而数之海。三难也,君老而晚置太子。”桓公曰:“善。”不择日而庙礼太子。或曰:“管仲之射隐,不得也。”[2]

此处已经有对“隐”、“射隐”的明确记载,足见隐语在当时已是颇为成熟的文艺样式。更为典型的事例,见于《吕氏春秋·重言》:

荆庄王立三年,不听而好隐。成公贾入谏,王曰:“不谷禁谏者,今子谏,何故?”对曰:“臣非敢谏也,愿与君王隐也。”王曰:“胡不设不谷矣。”对曰:“有鸟止于南方之阜,三年不动不飞不鸣,是何鸟也?”王射之曰:“有鸟止于南方之阜,其三年不动,将以定志意也;其不飞,将以长羽翼也;其不鸣,将以览民则也。是鸟虽无飞,飞将冲天;虽无鸣,鸣将骇人。贾出矣,不谷知之矣。”[3]

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,一则完整的先秦隐语包括“设隐”和“射隐”两个部分,采用对问的形式,射隐之辞多为韵语,表现手法主要是隐喻重在讽劝,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,也即刘勰所谓的“会义适时,颇益讽诫”[4]。

隐语起源很早,《文心雕龙·谐讔》中所说的“还社求拯于楚师,喻眢井而称麦麹;叔仪乞粮于鲁人,歌佩玉而呼庚癸”[5]的事例,就分别见于《左传》“宣公十二年”和“哀公十三年”[6]。不过,用“庚癸”来指代粮食和水的方法还只能算是临时性的代称,而且《左传》中也并没有明确指出这就是隐语。直至战国后期,隐语才取得了上述的确定名称和固定样式,而且还出现了专门记载隐语的《隐书》。刘向《新序》中有齐威王射隐不得然后翻读《隐书》的记载[7],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杂赋”类也著录有“《隐书》十八篇”,颜师古注曰:“刘向《别录》云:‘《隐书》者,疑其言以相问,对者以虑思之,可以无不谕。’”[8]这与上述隐语的具体事例完全相合。除《隐书》这类书籍外,战国时期还有职掌隐语的官员,称作“隐官”或“隐士”。《说苑》中有关于咎犯向晋平公进谏的记载:“平公曰:‘客子为乐。’咎犯对曰:‘臣不能为乐,臣善隐。’……咎犯申其左臂而诎五指,平公问于隐官曰:‘占之为何?’隐官皆曰:‘不知。’”[9]其中提到的隐官,身份显然是“近乎卜祝之间”[10]。沈钦韩《汉书疏证》中,就认为隐语“掌于叟、卜筮者也”[11]。

隐语被明确视为一种文体,最早见于《文心雕龙》,这种文体观念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。南宋人李石计划续补《诗经》时,将《左传》中相关记载摘录归类后指出:

右《诗》类共三十六事,以《诗》之删序所不及者,附为《诗》类,补六艺之遗。云:占筮词八、赋一、童谣二、铭三、诵四、讴三、答一、虞箴一、古人言一、投壶词三、叹一、歌五、谬隐语三、诔词一,凡三十六事。[12]

这里将隐语与铭、箴、诔等文体并列看待。而在清代所编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中,也将隐语与诗、赋、文等文体并列,排在《文学典》的最后。

“隐语”的本质特征在于“隐”,即隐约其辞、旁敲侧击。“隐”是一种表现方法,隐语就是专用这种表现方法的文学样式,在这点上它和赋有相似之处。“赋”本为《诗》六义之一,此后成为独立文体,隐语则近于《诗》六义的“比”。王夫之《姜斋诗话》云:

《小雅·鹤鸣》之诗,全用比体,不道破一句,《三百篇》中创调也。要以俯仰物理而咏叹之,用见理随物显,唯人所感,皆可类通;初非有所指斥,一人一事,不敢明言,而姑为隐语也。[13]

可见,隐语和赋一样,都是经过了从表现手法到文体特质再到文体标识的发展。

“谜语”一词同样较早见于《文心雕龙·谐讔》:“自魏代以来,颇非俳优,而君子嘲隐,化为谜语。谜也者,回互其辞,使昏迷也。”[14]刘勰认为谜语产生于曹魏时期,是由隐语发展蜕变而成的。这种看法得到后人的广泛认可,清代孙祺为费源谜集《玉荷新语》所作序中即云:“今之所谓谜语,即古之隐语也,自魏代以来化而为谜。”[15]究其根本,先秦隐语和谜语在表现方法上一脉相承,文体形态上也没有脱离谜面与谜底(设隐与射隐)这两个基本组成部分,因此可以认为它们代表了同一文体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。

隐语转变成谜语之后,其文体功能发生了改变,不再服务于政治而是取乐于民众。李肇《唐国史补》中有“隐语有张著”的说法[16],可见说隐语在唐代已成为一种伎艺。时至两宋,射隐猜谜更是风行市井的文艺活动。据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,北宋各种“瓦肆伎艺”中就有“商谜”一类[17]。周密《武林旧事》亦载南宋元宵灯节“有以绢灯剪写诗词,时寓讥笑,及画人物,藏头隐语,及旧京诨语,戏弄行人”[18]。

今存较早的谜语是鲍照的《字谜三首》,其“井字谜”曰:“一形二体,四支八头。四八一八,飞泉仰流。”钱振伦注曰:“四八一八,合则五八,四十也。四十为井字。”[19]此谜的第一、二句刻画字形,第三句包含着算法,最后一句则道出了井的功用,说明汲水时仿佛飞泉倒流一般。这已经是形式严整、高度成熟的谜语。唐宋时期的谜语大多采用四言诗或五、七言诗的形式,主要包括字谜和物谜两大类。庄绰《鸡肋编》中载王安石“儉”字谜曰:“兄弟四人两人大,一人立地三人坐。家中更有一两口,任是凶年也好过。”[20]此谜分析字形兼及字义,可谓字谜中的佳作。周密《齐东野语》中也记载了多则谜语“以资酒边雅谈”,例如其墨斗谜云:“我有一张琴,丝弦长在腹。时时马上弹,弹尽天下曲。”[21]就是一则典型的物谜。

元代的谜语传世不多,但其实元代是谜语创作的繁盛时期,许多元曲作家都长于制谜。在《录鬼簿》、《录鬼簿续编》中,对此有大量记载。如陈彦实“于乐府、隐语,无不用心”[22],吴中立“好为舞章、隐语、乐府”[23],董君瑞“隐语、乐府,多传江南”[24],罗贯中“隐语、乐府,极为清新”[25],李时英“所作隐语极妙,乐府亦多”[26]。所说的隐语就是谜语,《录鬼簿续编》载丁仲明“极工于隐语,时人皆称‘丁猜’”[27],这可以作为确证。可见,当时谜语和杂剧、散曲一样,是作家们高度关注的文学样式。

灯谜也即文义谜产生于明代,它虽然与传统谜语的文体功能相近,但文体形态却发生了巨大改变。灯谜是隐语发展的第三阶段,不过它依然可以被称作谜语或隐语。也就是说,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,隐语、谜语、灯谜是同一文体发展的先后阶段;就共时性的角度而言,隐语、谜语是这类文体的统称。灯谜之得名,与元宵节观灯猜谜的风俗密切相关。《两般秋雨庵随笔》云:“今人以隐语粘于灯上,曰‘灯谜’,亦曰‘灯虎’。”[28]顾禄《清嘉录》中,更是生动地记述了清代江南春季民间猜谜的盛况:

好事者巧作隐语,拈诸灯。灯一面覆壁,三面贴题,任人商揣,谓之“打灯谜”。谜头皆经传、诗文、诸子百家、传奇小说及谚语、什物、羽鳞、虫介、花草、蔬药,随意出之。中者,以隃麋、陟釐、不律、端溪、巾扇、香囊、果品、食物为赠,谓之“谜赠”。城中有谜之处,远近辐辏,连肩挨背,夜夜汗漫,入夏乃已。家震涛《打灯谜》诗云:“一灯如豆挂门旁,草野能随艺苑忙。欲问还疑终缱绻,有何名利费思量。”[29]

灯谜的谜面许多都是单句,自然不可能押韵。明代郎瑛《七修续稿》载无名氏《千文虎序》曰:“尝闻前辈云,更作三句以成诗,惜乎独有一句,更难于谜,故号曰‘独脚虎’。”[30]在制迷方法上,灯谜较少像传统谜语一样采用析字(字谜)和暗喻(物谜)的手法,更多是利用文字的多义性追求别解。谜语发展到灯谜阶段,就由普通的文字游戏升格为文人雅戏了。灯谜能在极短小的篇幅中体现出文人的聪明才智和文字技艺,这与诗钟、酒令、篆刻等艺术形式类似。清代李光耀《廿四家隐语序》云:“国家承平无事,士子正业外,多借杂艺以陶写性情。如词曲、酒令,与夫游戏文章,比比皆是。”[31]灯谜自然是“游戏文章”中极富于雅趣的一种,清代周学濬甚至认为“文人游戏,惟文虎最雅”[32]。可以说,明清灯谜充分表现了“中国人生活文学化和文学生活化、文学游戏化和游戏文学化的特点”[33],同时也体现出了民间文艺由俗到雅的发展趋势。

灯谜的文体构成包括四个方面,即谜面、谜目、谜格、谜底。其中,“谜目”指的是谜底所属的范围,“谜格”指约定而成的制谜的特殊格式,既是制谜的出发点,也是猜谜时的思考依据。举例如下:

试问卷帘人,却道海棠依旧。 《诗品》一(卷帘格) 落花无言[34]

此谜作者为清代词学家况周颐,谜面出自李清照词,其意为侍女“言无花落”,依照卷帘格的要求倒读,得到谜底“落花无言”,是《二十四诗品》中的一句。这类灯谜的谜面和谜底都用前人成句,只有熟悉原书和谜格者才能猜出,具有相当难度。

并非所有的灯谜都设谜格。许多灯谜遵循通用的制谜方法,如会意、析字、象形、谐音等,往往不再标举谜格,而这些通用的规则又被称作“谜法”或“谜体”,正如张起南《橐园春灯话》所说:“谜有体有格,体则有会意、象形、谐声、增损、离合、假借之别,格则有系铃、解铃、卷帘、折腰、落帽、脱靴、锦屏之殊。大抵用格必须在旁注明,体则不能先为表示。”[35]个别谜集的灯谜后连谜目也未标出,让猜谜者自行领会,这就加大了猜谜的范围和难度。

谜面、谜目、谜格、谜底四者兼备之后,表明灯谜在文体形态上已高度成熟,从而与其他文体彻底划清了界限,成为一种完全独立自主的文体形式,并产生了大量佳作。民国时期孙钟骏《小嫏嬛仙馆谜话序》中称:“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,楚之骚,汉之赋,六朝之骈语,唐之诗,宋之词,元之曲,清之谜,皆所谓一代之文学,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。”[36]虽然推许太过,但清末“近百年来,斯技益精”却是不争之事实[37]。隐语之发展流传数千年,最终于晚清民国达到了它的艺术顶峰,然后迅速衰落,时至今日则几近失传,这也令人颇为感慨。

二、 三类杂体诗与诗谜

就文体起源而言,谜与赋的关系最为密切。因为谜的前身是隐语,而隐语和赋同出一源,《荀子·赋篇》更是身兼二任。对此,学界已有颇多论述。就文体形态而言,谜和诗二者更为接近。虽然在文体功能上,诗和谜有着根本差异,诗注重言志抒怀,而谜重在表现个人的某种聪明才智,或者说利用文字斗智,所谓“纤巧以弄思,浅察以炫辞”[38]。但明清以前的谜语大多采用韵语或者说诗体的形式,因此从广义上讲往往也被看作诗。《全唐诗》卷八七七名下标作“谚谜”,其中就包含了多则谜语。而传统的诗歌样式中,有三类诗体更是与谜语密切相关。

藁砧体得名于杂曲歌辞《古绝句》,全诗如下:“藁砧今何在?山上复有山。何当大刀头,破镜飞上天。”[39]严羽《沧浪诗话》中称其为“僻辞隐语”[40]。对于此诗,葛立方《韵语阳秋》解释道:“‘藁砧’,砆也,谓夫也。‘山上有山’,出也。‘大刀头’,刀上环也。‘破镜’,言半月当还也。此诗格非当时有释之者,后人岂能晓哉?”[41]《藁砧诗》是最早通体采用隐语的诗作,对后世影响颇大,管世铭《读雪山房唐诗凡例》就认为“诗中谐隐,始于古《藁砧诗》”[42]。

风人体并非泛指民歌,而是指一类特定的诗作,其体制为“上句述其语,下句释其义,如古《子夜歌》、《读曲歌》之类”[43]。洪迈《容斋随笔》中解释得更为清楚:“自齐、梁以来,诗人作乐府《子夜四时歌》之类,每以前句比兴引喻,而后句实言以证之。至唐张祜、李商隐、温庭筠、陆龟蒙,亦多此体。”[44]可见风人体的特征是诗中两句(一般都是末二句)使用双关语,然后用下句解释上句,就好像谜底和谜面一样,例如《子夜歌》:“今夕已欢别,合会在何时?明灯照空局,悠然未有期!”[45]明灯高照,灯油燃烧,棋盘上却没有棋子,借此暗指他日相会杳然无期。“悠然”与“油燃”(切合“明灯”)、“期”与“棋”(切合“空局”)皆是谐音双关。

对于离合诗,清代王兆芳《文章释》解释道:“分离字形之半,而两交潜并,合成本字,属词而为诗也。主于按字生情,明分暗并。”[46]究其本质,离合就是析字组字,将字的偏旁、部首分开蕴含于不同诗句中为“离”,将诗中隐藏的部首结合起来重组成原来的字为“合”。离合手法由来已久,谶纬中曾大量使用,但离合诗的正式确立以孔融《离合作郡姓名字诗》为标示,六朝时期则继作者颇多,如庾信《春日离合二首·其一》:“秦青初变曲,未有逐琴心。明年花树下,月月来相寻。”[47]首句第一字为“秦”,次句第一字为“未”,“秦”字去“禾”(与“未”字形近),得“春”字上半部;第三句首字为“明”,除去第四句首字“月”,然后得“日”字,合起来组成“春”字。

孔融所作的离合诗重在将离合字的偏旁、部首放在诗句中,因此时常有不够通顺之处,而且离合所成之字与诗中内容并未有意义关联。而庾信此诗既是离合“春”字,又多少带有歌咏“春”之意味,字面意义和字形离析二者都兼顾到了。到了唐代的皮、陆笔下,离合诗更为巧妙,如皮日休《晚秋吟》:“东皋烟雨归耕日,免去黄冠手刈禾。火满酒炉诗在口,今人无计奈侬合。”[48]诗中一二句首尾合成“晚”字,二三句首尾合成“秋”字,三四句首尾合成“吟”字,三字组合起来正是诗题《晚秋吟》。陆龟蒙《松间斟》的写法也是如此。

孔融的离合诗中不会出现所要离合之字,犹如字谜的谜面中不会包含谜底一样。庾信和皮、陆的离合诗,离合之字也仅见于标题,仿佛事先明白交代了谜底。而宋代出现了一种拆字诗,所离之字和所合之字会同时出现在诗句中。这类拆字诗虽然脱胎于离合诗,但已不再具有谜语意味,仅是一种文字游戏,如刘一止《山居作拆字诗寄江子我郎中》:“日月明日昏,山风岚自起。石皮破拈壁,古木枯不死。可人何当来,意若重千里。永言咏黄鹤,志士心未已。”[49]

藁砧体、风人体、离合体三类诗作,虽然带有很强的隐语色彩,但总体上仍属于诗。而诗谜虽然谜面采用了诗的体式,但基本被看作谜而不是诗。诗谜的名称起码在宋代就已出现。《都城纪胜》载:“商谜,旧用鼓板吹《贺圣朝》,聚人猜诗谜、字谜、戾谜、社谜,本是隐语。”[50]明代刘侗等《帝京景物略》亦载:“灯市有以诗影物幌于寺观之壁,名之曰‘商灯’。”[51]说的其实也是诗谜。诗谜的谜面是诗,这其实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:一是具备诗的外在形式;二是富于诗的文采和抒情意味。宋代诗谜多采用五七言绝句的形式,可以是每句影射一个谜底,全诗仿佛四条谜语的组合,如《墨客挥犀》所载:“或传一诗谜云:‘佳人佯醉索人扶,露出胸前白雪肤。走入绣帷寻不见,任他风雨满江湖。’乃贾岛、李白、罗隐、潘阆四诗人名也。”[52]

诗谜也可以是由诗中四句合起来组成谜面,然后影射一谜底,这以物谜居多。《苕溪渔隐丛话》载:“世传霞头隐语是半山老人作,云:‘生在色界中,不染色界尘。一朝解缠缚,见性自分明。’”[53]其中谜底“霞头”指的是染布坊在布匹端上系的写有预订者姓名的牌子。这则谜语颇有偈语或者说理趣诗的意味。除物谜外,这类诗谜的谜底也可以是字句,这就很像离合诗,袁褧《枫窗小牍》载:

荆公柄国时,有人题相国寺壁者:“终岁荒芜湖浦焦,贫女戴笠落柘条。阿侬去家京洛遥,惊心寇盗来攻剽。”人皆以为夫出妇忧丧乱也。及荆公罢相,子瞻召还,诸公饮苏寺中,以此诗问之,苏曰:“于‘贫女’句可以得其人矣。‘终岁’,十二月也,十二月为‘青’字。‘荒芜’,田有草也,草田为‘苗’字。‘湖浦焦’,水去也,水旁去为‘法’字。‘女戴笠’为‘安’字。柘落木条剩‘石’字。阿侬是吴言,合吴言为‘误’字。去家京洛为‘国’。寇盗为‘贼民’。盖言‘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’也。”[54]

此事未必属实,但可以看出宋代诗谜的创作技巧已达到相当高度,也可以说是宋代诗歌与党争关系中一个有趣的事例。

清代和民国初年的诗谜比起前代来有三个显著特点。一是追求雅致,无论谜面或谜底都极为典雅。如薛凤昌《邃汉斋谜话》载:

吴门某巷,春夜放灯,有以七律一首为面者,句射古乐府题一,谜尚雅切,诗亦可诵。其诗曰:“记得儿家朝复暮(子夜曲),秦淮几折绕香津(金陵曲)。雨丝莫遣催花片(休洗红),月影偏嫌暗麹尘(夜黄)。长夜迢遥闻断漏(五更钟),中年陶写漫劳神(莫愁乐)。鸦儿卅六双飞稳(乌生八九子),应向章台送远人(折杨柳)。”[55]

谜面是一首七律,谜底是八个乐府诗题,堪称雅制。

二是讲求学识,有以才学为谜、以学问为戏的倾向。正如程鸿遇《虎痴虎序》云:“灯谜一事,前人往往于月夕花晨以为消遣。然非博览群书则不能作,而亦不能射,虽云游戏,足觇学问焉。”[56]

三是出现了组诗谜,即多首体制相同、内容相关的连章灯谜。如毛际可作《孟子》人名诗谜十六首,每首均有标题,每句扣一《孟子》人名,共计六十四人。如《老农》一首云:“中男驱犊出前村(牧仲),须避南山百兽尊(阳虎)。更与诸儿相对语(告子),年来齿落复生根(易牙)。”[57]构思极为精巧,“即作绝句观,亦是佳构,矧属灯谜乎”[58]!

谜面除了是诗之外,还可以是词曲或书信等文体,分别称作词曲谜或书信谜。清代的词曲谜也普遍呈现出追求文人雅趣的特点,如:

蝶恋花 闺怨

婷婷袅袅离香阁,轻把湘纹,控上金钩索。半晌锦墩安顿着,春衫皱处难舒却。 无端泛泛秋波角,侧眼窥他,白鹭双行落。怨煞那人情太薄,个中隐隐难猜度。(李太白诗)

美人卷珠帘,深坐颦蛾眉。但见泪痕湿,不知心恨谁。[59]

词面诗底,真是非常有趣的诗词组合。这其实是先根据诗意写出一首词,然后以词作为谜面,诗自然就是谜底了。这和宋人将诗隐括为词的作法很相像。

三、 隐物的诗谜与咏物诗

诗谜是就谜面而言,物谜是就谜底而言,二者的交叉可以称为诗体的物谜或隐物的诗谜。此类谜语可能是谜语中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种,是以诗的形式和隐喻的方法来描摹事物的形态特征,这就和咏物诗的表现范围相近。在美学原则上,它和咏物诗也有共通之处。咏物诗不可太着痕迹、太过形似,又不能离题太远,“难在不粘不脱,自然奇雅”[60],“固不可不似,尤忌刻意太似;取形不如取神,用事不若用意”[61]。谜语也应是“词欲隐而显”[62],既不能说得太过明显让人很容易猜到,也不能讲得太过隐晦令人根本无法猜到。对此,前人多有论述:

谜句须览观事变,通达古今。切于事情,则有黏皮带骨之陋;远于事情,则又有捕风捉影之嫌。[63]

灯虎不宜过于深僻,深僻固难猜射;尤不宜于浅俗,浅俗令人厌憎。须当深而不僻,浅而不俗,破之明晰,闻之解颐,是谓佳构。[64]

可见,这二者都要求达到恰到好处、过犹不及的艺术效果,追求既不着迹、又不离题、虚实相间的美学境界。

咏物诗和物谜又有明显的区别。咏物诗往往并非单纯歌咏物象,而是寄寓了诗人的人生体味,物谜则通常不然。“诗谜”这个称谓,对谜而言是一种称许,对诗而言则是一种贬抑。它意味着谜的雅化和文学化,同时也暗示着诗的俗化和趣味化。它是谜语提升自身文学地位与审美品格的举措,却是诗降低身份的象征。《升庵诗话》中这样评价罗邺和杜牧的两首咏物诗:

“水殿风清玉户开,飞光千点去还来。无风无月长门夜,偏到阶前点绿苔。”似是萤谜,不书题可知也。[65]

杜牧之《咏鹭丝》诗:“霜衣雪发青玉嘴,群捕鱼儿溪影中。惊飞远映碧山去,一树梨花落晚风。”分明鹭丝谜也。[66]

晚唐诗人普遍长于咏物,但这两首咏物诗的确不算上乘之作。试将其与相近题材的优秀诗作相比较,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。李商隐的《蝉》(五更疏欲断)托物寄兴,感慨无端,咏物之中蕴藏着才人不遇的悲愤、沉痛。杜牧《早雁》中以早雁喻战乱中流离失所的民众,意蕴深厚。这样的咏物诗就不会被视为诗谜。

当然,是否存在寄托并非划分咏物诗和物谜的唯一标准。袁枚《随园诗话》中“咏物诗无寄托,便是儿童猜谜”的说法[67],似乎太过绝对。唐代就有不少咏物诗,虽无寄托,但体物传神,自有其艺术价值,又岂可以谜视之?《苕溪渔隐丛话》载:

刘义《落叶诗》云:“返蚁难寻穴,归禽易见窠。满廊僧不厌,一片俗嫌多。”郑谷《柳诗》云……或戏谓此二诗乃落叶及柳谜子,观者试一思之,方知其善谑也。[68]

胡仔认为将此二诗称作谜仅是戏谑之语。《诗人玉屑》中则称之为“影略句法”,“咏落叶未尝及凋零飘堕之意,人一见之,自然知为落叶”[69]。可见,纵无寄托,也可能写出好的咏物诗来。

此外,艺术水准极高的物谜也有可能达到咏物诗的水平。清代《坚瓠补集》记载了这样两则物谜:

癸未仲春十日,圣驾南巡。彩幔盈衢,花灯夹道。曾见灯谜二首,一隐泥美人,一隐雪罗汉,亦有思致。附录于左:“谁倩芳尘作丽妆,鞋弓犹画两鸳鸯。心多块垒因无语,身恐颠危易断肠。秋水含将蚁垤润,春山留得燕巢香。相逢莫讶频相唤,可是卿卿旧姓黄。”“色相空时觉洒然,知君降自大罗天。笑他尘网真成碍,坐到冰消即是禅。不敢趋炎情默默,何妨守冷腹便便。想伊也惧春心动,早已消融在腊前。”[70]

这完全可以当作两首体物工巧的咏物诗来读,可谓亦谜亦诗。试比较宋代朱淑真的《柳絮》一诗:“缭绕晴空似雪飞,悠然不肯着尘泥。花边娇软粘蜂翅,陌上轻狂趁马蹄。贴水化萍随浪远,弄风无影度墙低。成团作阵愁春去,故把东君归路迷。”[71]可以看出它们在艺术水准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。

咏物诗讲求寄托,自然是为了提升诗的意蕴和内涵。物谜也有增强趣味、增加难度的作法,那就是追求别解。“措辞在此,而寓意却在彼”[72],明着咏的是此物,实则暗隐他物,甚至可以达到一篇兼咏二物的境地。明代徐渭《徐文长逸稿》和张岱《快园道古》中,都记载了这样一首《如梦令》:“舞处腰肢纤瘦,绣处金针斜透。归到洞房中,羞见蝶双莺偶。知否?知否?命里生来独守。”[73]如果单从字面理解,全篇歌咏的是一位才艺颇佳却独守空闺的女子,但实际上谜底是“黄蜂”。这首词的字面意思与温庭筠《菩萨蛮》(小山重叠)和秦韬玉《贫女》有相近之处,但实质却完全不同,三者细加比照,就能更加明白这种谜语构成的美学原理。温词纯用赋法,别无深意;秦诗采用比兴手法,以女子未嫁喻寒士不遇;此词则很像拟人化的寓言故事,像韩愈的《毛颖传》。

四、 诗句谜与诗底谜

谜语的谜面如果不是完整的诗作而仅是诗句的话,可以被称作诗句谜。诗句谜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谜,但也与诗关系密切。诗句谜中的谜面可以出于自撰,例如民国时期潮州人谢会心编撰《韵谜三百则》,每则谜面都是近体诗的一联,谜面之后是谜底和评语,全书依平水韵中上平声、下平声共三十部排列。兹录一例如下:

空庭寄恨情何在,点点泪珠尚未干。

按:题面“空庭寄恨”,云庭字删去内部,寄入恨字。“情何在”叫去竖心。“点点”指左上方处加二点。“泪未干”则痕字自跃纸上。[74]

多数的诗句谜都是选用前人现成诗句,这是在谜材上取资于诗。诗句谜比起一般的成句谜来尤为典雅,其谜底一般也都是古人名、书名、词曲牌名或成句。如以“锦帆应是到天涯”猜一古人名,谜底为“杨万里”[75];以“清新庾开府,俊逸鲍参军”猜一字,谜底为“皆”,即“以之比李白”之意[76]。

诗钟谜是诗句谜的特例。所谓诗钟,从文体形式上看类似于七言对联,也可以说是七律的颔联或颈联。诗钟既可自作亦可集句,具体形式则有嵌字和分咏两种。分咏是用两句诗对两个本无关联的事物分别加以叙写刻画,例如近人张伯驹歌咏司马相如、秦淮河之作:“侍臣不赐金茎露,商女犹歌后庭花。”[77]就是按照题意选取晚唐小李杜七绝中的诗句集句而成。诗钟谜正好和分咏格诗钟相反,是将诗钟作为谜面,要求猜出所咏之物。如《灵箫阁谜话初集》云:“《燕泥香馆隐语》有仿诗钟体为面,扣合颇见自然。如‘石面苔痕花上露,桥头峰影雪边人’射古美、虫别。(绿珠、梁山伯)”[78]谜面是一则诗钟,要求猜古代美人名和昆虫别名,可由谜面中的“苔、露”二字推知“绿、珠”二字,由“桥、峰、雪边人”推知“梁、山、伯”三字,这样得到谜底。诗钟清代嘉庆、道光年间产生于福建,诗钟谜问世的时代当然更晚。它是诗钟和灯谜这两种文艺形式的结合,从中可以看出作者高超的文字技巧,也可以看出晚清民国文人对于文字游戏的痴迷热爱和不懈追求。

诗句谜的谜面是诗句,如果反过来谜底是诗句的话,则可称为诗底谜。诗底谜的谜面一般都是诗文成句,所谓“以成句猜成句”[79]、“以成语射成语,巧合处如天衣无缝”[80]。例如谜面是“今其室十无四五焉”,出自柳宗元《捕蛇者说》;谜底是“昔年亲友半凋零”,出自窦叔向诗《夏夜宿表兄话旧》[81]。

谜面、谜底都是诗句的灯谜,既是诗句谜,也是诗底谜,此类灯谜如:

却嫌脂粉污颜色,淡扫蛾眉朝至尊。 承恩不在貌[82]

忽见陌头杨柳色,悔教夫婿觅封侯。 少妇今春意[83]

这类灯谜与集句诗有异曲同工之妙,“表里皆现成语,两不相涉,而恰能传神阿堵中”[84]。其妙处正如前代的谜论家所言:“采故实于前代,妙通变于寸心。离之则了不相关,合之则确不可易。”[85]

五、 谜学和诗学的关联

谜受到了诗的巨大影响,这不单表现在文体形式、创作方法、创作素材上,还表现在文学活动方式和理论批评方面。

诗社正式形成于宋代,而谜社也在这个时候产生。《都城纪胜》载:“隐语则有南北斋、西斋,皆依江左谜法,习诗之流萃而为斋。”[86]可见南宋谜社的成员本身就是诗人。元代谜社的活动也很频繁,猜谜高手被称作“社家”。王实甫《西厢记》中,张生两次夸自己是猜诗谜的社家。清代谜社数量众多,例如嘉庆年间扬州就有著名的竹西春社,该社编选刊刻了谜集《竹西春社钞》。民国初年,高步瀛等人发起的北平射虎社,成员多数是当时在北京的文人,声势颇为浩大。

谜集正式产生于元代,包括类似于别集的个人谜集和类似于选本的诸家谜选,这也和诗集的形态相类。据《录鬼簿》载,陆仲良“有乐府、隐语成集”[87],这是他的个人谜集。朱士凯“类集群公隐语,标曰《包罗天地》”[88]。《包罗天地》是一部成于众手的大型物谜集,明人所撰《千文虎序》中对此有详细介绍:

元至正间,浙省掾朱士凯编集万类,分为十二门……摘选天文、地理、人物、花木等门,四般一同者,故为之类也,号曰“揆叙万类”。四明张小山,太原乔吉,古氵弥钟继先,钱唐王日华、徐景祥荦荦诸公,分类品题,作诗包类。凡若干卷,名曰《包罗天地》。[89]

明人别集中偶然也会收录谜语,如明天启三年(1623)刊刻的《徐文长逸稿》中,第二十四卷为“杂著”类,其中就包括灯谜。清代则有大量专门的谜集问世,个人谜集如俞樾《隐书》,收于《春在堂全书·曲园杂纂》第四十九卷,亦有光绪六年(1880)梅华馆刊印的单行本。作者自序曰:“汉《艺文志》有《隐书》十八篇,隐语之有书由来久矣。余虽无齐赘滑稽之辩,颇有秦客廋词之意。文人游戏,贤于博弈,录为一编,前隐后解,以贻好事者。”[90]诸家谜集例如清代酉山主人编定的《十五家妙契同岑集谜选》、王琛编定的《十四家新谜约选》。

诗话是中国古代诗歌批评著作的重要样式,首部诗话为北宋欧阳修的《六一诗话》,其写作目的是“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”[91]。谜家们也仿照诗话的形式写作谜话。第一部谜话是古阶平的《谜话》,成书于1908年,但此书知者甚少。1912年,薛凤昌作《邃汉斋谜话》,谜话这才广为人知。薛凤昌《邃汉斋谜话序》云:

诗有话,词有话,而谜独无话。盖雕虫之技,不列大雅,非若诗词之陶情淑性,足擅风骚也。然商灯之制(见《帝京景物略》),由来已久。春宵秋夕,集三数朋侪,勾心斗角,每一揭晓,鼓掌称善。虽曰游戏,工雅实难。余少嗜焉,茶余酒后辄述谜语以为谈笑之资,惧其过时而或忘也,作此谜话以识之。[92]

这和《六一诗话》的创作动机非常相近,也可见薛凤昌仿效诗话而作谜话的自觉意识。此后的谜话又如张起南《橐园春灯话》,其序云:“谜话之作,则仅见近人《邃汉斋谜话》一种,附《小说月报》之后,选择精审,颇有可观。”[93]《橐园春灯话》之前其实早已有若干种谜话问世,但张起南作为谜坛大家,所见的也仅是《邃汉斋谜话》,足见其影响之大。

诗有诗格,主要指作诗时各种具体的格式。晚唐僧人齐己《风骚旨格》中记录了“诗有十势”,分别为“狮子返掷势、猛虎踞林势、丹凤衔珠势”等[94]。明代李开先《诗禅又序》云:

九格则阳乌戒晓、星象拱辰、蛰龙出水、双凤朝阳、行云流水、落花点地、鱼跃鸢飞、风行草偃、月照海棠,各有解说,附注其下。有无名氏演为十四格:拨云见日、寒谷生春、梅影横溪、篆烟凝霭、江涵雁影、鹤立鸡群、蛛网添丝、金钩双控,其六与《羽客》同。[95]

这些谜格的名称与诗格的名称非常相像,可以明显地看出渊源所自。后世还出现了分门别类记录谜格的谜书,例如韩振轩《增广隐格释例》,这和诗格类著作在体例上也极为相似。

诗的批评观念对于谜语批评也有决定性的影响。明代李开先将谜语径称为“诗禅”,所编谜集亦名《诗禅》,其《诗禅序》开篇即云:

诗禅何所于始乎?其当中古之时乎?人心稍变,直道难行,有托兴、有佹诗、有讽谏、有寓言、有隐语、有廋词,俗谓之谜,而士夫谓之诗禅。如禅教深远,必由猜悟,不可直指径陈,径直则非禅矣。故脱壳离形,弃宗灭祖者,其上乘也;粘皮带骨,冲宗犯祖者,则声闻辟支果也。[96]

严羽《沧浪诗话》中以禅喻诗,李开先此处则以禅喻谜,而其中文辞也明显出自《沧浪诗话·诗辨》。严羽讲“禅道惟在妙悟,诗道亦在妙悟”[97],李开先也说谜“必由猜悟”,都是讲求个人的性情才思和独到领悟。

再如易宗夔《新世说》载翁同龢与潘祖荫斗谜一事:

潘伯寅与翁叔平好射隐语,尝互出巧题,斗捷才于日晷。潘以“臣东邻有女子窥臣三年矣”射“总是玉关情”;翁以“伯姬归于宋”射“老大嫁作商人妇”。不着一字,尽得风流,皆隐语中之神品也。[98]

“不着一字,尽得风流”出自《二十四诗品》,可见谜语评论中大量借鉴诗学批评的观念和话语,二者都以含蓄、超逸为上,共同体现出中华民族传统审美文化的特征。

与诗学对谜学的影响相比,谜学对诗学的影响则要小得多,但并非完全没有。“红学”中有索隐一派,这其实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种传统方法。在文本解读方面,宋人也曾经像破解谜语一样来阐释某些诗作,不过,具体效果如何则要看诗作的内容指向和阐释者的学识水平。《吴礼部诗话》云:“汤伯纪注陶渊明《述酒》诗,定为廋辞隐语,盖恭哀帝诗,发千古之未发。”[99]对此颇为称许。而黄庭坚《大雅堂记》则批评说:“彼喜穿凿者,弃其大旨,取其发兴,于所遇林泉人物、草木鱼虫,以为物物皆有所托,如世间商度隐语者,则子美之诗委地矣。”[100]可见,运用此种方法阐释诗意,还是应该审慎。

注释:

[1][4][5][14][38][62] 詹锳:《文心雕龙义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,第539页,第557页,第540页,第547页,第549页,第549页。

[2] 王先慎:《韩非子集解》,中华书局1998年版,第372页。

[3] 陈奇猷:《吕氏春秋新校释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,第1166页。

[6] 杨伯峻:《春秋左传注》,中华书局1981年版,第749、1679页。

[7] 刘向著、赵仲邑注《新序详注》,中华书局1997年版,第69页。

[8] 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1962年版,第1753页。

[9] 刘向著、向宗鲁校证《说苑校证》,中华书局1987年版,第209页。

[10] 司马迁:《报任少卿书》,萧统编《文选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,第1861页。

[11] 沈钦韩:《汉书疏证》卷二五,顾廷龙主编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266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,第708页。

[12] 李石:《〈诗〉补遗》,《方舟集》卷二四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[13] 丁福保辑《清诗话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,第18页。

[15][57][58][59][72][75][76][79][80][81][83][85] 高伯瑜等编《中华谜书集成》第1册,人民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,第277页,第258页,第258页,第374,第429页,第444页,第527页,第279页,第427页,第671页,第522页,第277页。

[16] 李肇等:《唐国史补·因话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,第60页。

[17][18][50][86] 孟元老等:《东京梦华录(外四种)》,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,第32页,第348页,第87页,第87页。

[19] 鲍照著、丁福林等校注《鲍照集校注》,中华书局2012年版,第655页。

[20][54]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《宋元笔记小说大观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,第3975—3976页,第4770页。

[21] 周密:《齐东野语》,齐鲁书社2007年版,第256页。

[22][23][24][87][88] 钟嗣成:《录鬼簿》卷下,《录鬼簿(外四种)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,第36页,第37页,第43页,第42页,第42页。

[25][26][27] 阙名:《录鬼簿续编》,《录鬼簿(外四种)》,第102页,第104页,第110页。

[28] 梁绍壬:《两般秋雨盦随笔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,第86页。

[29] 顾禄:《清嘉录·桐桥倚棹录》,中华书局2008年版,第60页。其中“隃麋、陟釐、不律、端溪”四者分指墨、纸、笔、砚。

[30][89] 郎瑛:《七修续稿》卷五,《七修类稿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,第586页,第505—586页。

[31][32][34][37][56][64][82][90] 高伯瑜等编《中华谜书集成》第2册,第1041页,第1345页,第1028页,第1397页,第1217页,第1219页,第944页,第867页。

[33][77] 程千帆、程章灿:《程氏汉语文学通史》,《程千帆全集》第12卷,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,第475页,第469页。

[35][93] 张起南:《橐园春灯话》,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,第26页,第1页。

[36] 韩振轩:《小嫏嬛仙馆谜话初集》卷首,云龙雾豹社1921年版。

[39] 徐陵编、吴兆宜等注《玉台新咏笺注》,中华书局1985年版,第469页。

[40][43][97] 严羽著、郭绍虞校释《沧浪诗话校释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,第100页,第100页,第12页。

[41][91] 何文焕辑《历代诗话》,中华书局1981年版,第512页,第264页。

[42] 郭绍虞辑《清诗话续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,第1564页。

[44] 洪迈:《容斋三笔》卷一六,《容斋随笔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,第609页。

[45] 郭茂倩:《乐府诗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,第502页。

[46] 王水照:《历代文话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,第6317页。

[47] 庾信撰、倪璠注《庾子山集注》,中华书局1980年版,第383页。

[48] 纪有功:《唐诗纪事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,第967页。

[49] 刘一止:《苕溪集》卷四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[51] 刘侗、于奕正:《帝京景物略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,第101页。

[52] 赵令畤等:《侯鲭录·墨客挥犀·续墨客挥犀》,中华书局2002年版,第343页。

[53][68] 胡仔:《苕溪渔隐丛话·前集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,第223页,第376页。

[55][92] 苏州市灯谜研究会编校《吴人谜话文献三种》,内部资料,2009年,第22—23页,第9页。

[60][67] 袁枚:《随园诗话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,第731页,第58页。

[61] 邹祇谟:《远志斋词衷》,唐圭璋编校《词话丛话》,中华书局1986年版,第653页。

[63][95][96] 李开先著、卜键笺校《李开先全集》,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,第1694页,第1694页,第1673页。

[65][66][99] 丁福保辑《历代诗话续编》,中华书局1983年版,第729页,第931页,第584页。

[69] 魏庆之:《诗人玉屑》,中华书局2007年版,第58页。

[70] 褚人获:《坚瓠补集》卷六,进步书局辑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15册,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,第475页。

[71] 冀勤辑校《朱淑真集注》,中华书局2008年版,第58页。

[73] 《徐渭集》,中华书局1983年版,第1066页。

[74] 高伯瑜等编《中华谜书集成》第3册,第3108页。

[78] 谢云声:《灵箫阁谜话初集》,厦门新民书社1930年版,第68页。

[84] 李孟符:《春冰室野乘》,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,第226页。

[94] 张伯伟:《全唐五代诗格汇考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,第403页。

[98] 易宗夔:《新世说·夙慧》,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版。

[100] 黄庭坚:《黄庭坚全集》,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,第437—438页。

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”(批准号:13ZD109)成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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